解读“通州的海门人”现象

海门人 · 发表于 2020-11-24 16:50:06

在张謇研究中，常常会碰到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即本文所说的“通州的海门人”现象。
例如，与张謇、朱铭盘、顾锡爵、范当世合为江苏五才子的文学家、史学家周家禄（字彦升），世居通州川港镇，张謇说自己于同治十年辛未（1871）“始识海门周彦升家禄与为友”[1]。周家禄始终自称是海门人，他在《范西薮画记》说自已是“海门厅人、世居通州川港镇彦升周家禄”，便是很典型的说法。再如鼎力协助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沈燮均（字敬夫），住在通州姜灶镇，张謇的《惠悫先生乡谥跋》，开头便称他为“海门沈敬夫先生”。
民国建立后，姜灶属于南通县竞化市，竞化市的范围略等于后来的通海区。所以张謇在《南通县图志·沈燮均传》中说“沈燮均，故海门厅岁贡，民国以后为县竞化市人”，其实早在民国之前的光绪三年辛亥（1911）二月，沈燮均就逝世了，谈不上他在“民国以后为县竞化市人”。又如曾经给张謇的父母画像、又画过供奉在常乐张氏家庙中的“张氏吴氏四代支像”和为张謇“重摹朱衣神像”的传真画师张衡（字莘田），张謇称他为“海门上舍生张莘田衡”，却是住在通州竹行镇北六里即清代名之曰通州福星沙的地方。
上述三人作为海门人，都在《民国海门县志·耆旧》立了传。史籍在传主的籍贯上一向是很严格的，例如张謇的父亲张彭年（字润之）的传，在《光绪海门厅图志》中是列在《寓贤列传》中的，说明他只是寓居海门的外籍人士，而不是海门人。
那么，周家禄等人是否祖籍在海门，后来先人或本人迁徙到了通州呢？不是。周家禄说自己的身世是周氏“四世至伯愚，元末由常宁迁居崇明……七世至我观，国初由崇明迁通州之西川港沙”。
顾锡爵在《海门周府君墓志铭》说周家禄“卒于宣统元年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午时，春秋六十有四，以次年三月初十日日祔葬于通州川港镇东北三里祖茔之昭位”，[7]这无疑说明周家禄生在通州，亦葬在通州。至于沈燮均，新编《姜灶沈氏家谱》说，“据家谱记载，在宋朝（可能是北宋年间），祖先由江西迁至江苏镇江（又据说具体地为江苏句容），而后又迁至上海崇明县，再后由崇明过长江迁至南通，从此本支沈氏家族定居至今”。
张衡的故居与笔者老宅比邻，他的祖上定居通州竹行后也并没有迁徙过。
因此有许多人认为，周家禄所住的川港、沈燮均所住的姜灶、张衡所住的竹行，地处通、海交界，可能曾经一度划归过海门。这也不对。
《光绪海门厅图志》“卷一地图”中的《西天补沙图》上，在该沙境外西北部明确标示为“通界姜灶港”，境外西部明确标示为“通界川港镇”；在《川港西沙图》和《汤家沙图》上明确标示为“通界竹行镇”。
《光绪海门厅图志》刊行于1900年，地图反映的当然只是清末的状况，也许未必就是通、海最初划界时的情况呢？
那么，通、海最初划界时是什么情况呢？要讲清这个问题，得讲一下海门的历史。海门的历史是典型的沧海桑田。古代的海门县初设于五代时的后周显德五年（958），县治在东洲镇（今吕四东南40里之黄海内）。海门濒江临海，全无抵御江海风潮的能力，土地和人民不断被汹涌澎湃的波涛吞噬，至明正德九年（1514），土地坍塌殆尽。当时海门隶属通州，于是县官带着余民进入通州的余中场（今四甲镇西北）。未及安定，大水接踵而至，只得又迁至金沙场（今金沙镇），耗银17920两，向通州借地建设县城，希望长治久安。但康熙十一年（1672），无情的大水再次逼迫，海门官民仓皇西迁至3里外的永安镇，其时全县只剩了2200余人，于是裁县为乡，正式归并通州，直至最后再迁至兴仁镇。古代的海门县从建到裁，共有714年历史。
就在古海门县名实俱亡于江海波涛之时，由于长江主泓南倾，大量泥沙的淤积，康熙中期，亦即18、19世纪之交的时候，“通州、常熟间东地，望洋无极，潮退沙现，豁然划然亘二百里”，海门“坍地复涨，江海之交，新沙骈联相望”。
这些涨出的新沙，虽然大部分在古海门地界，然当时海门已经不复存在，于是附近的通州和崇明就往往发生争夺新沙的纠纷。雍正十三年（1735），才划定了这些涨出新沙的归属，由通州和崇明分别管辖。在通州管辖的新沙上，“赋税狱讼，一切属通，其至通治，往往渡涉”。
《南通成陆》中说“各沙出水的时间不一，最初各沙洲并不连接，如西天补沙与通州川港、姜灶港之间，……都有较阔的夹江存在”[13]，所以“其至通治，往往渡涉”。
以后三十年间，又陆续涨出了许多新沙，通州和崇明两地争沙愈益严重，于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廷划通州所辖的19沙（7525人）和崇明所辖的11沙（2958人）以及通、崇之间又新涨的11沙，共计 41沙，设立海门直隶厅。
这就是张謇所说的海门“既塌复涨，崇明之人群徙而耕，而衍，而育，而庶，乃疆，乃易而厅，与州两大”。
海门直隶厅与通州直隶州成了两个平级的行政单位。
而上述”与通州川港、姜灶港之间”“有较阔的夹江存在”的西天补沙正是原属通州管辖而建厅时划给了海门的19沙之一，夹江以西的川港、姜灶港当然本不在西天补沙上，也就仍属通州了。海门同知王恒写的《徐公堤碑记》中说“乾隆四十年，（徐文灿）公长兹土时，西北一方虽近（通）州境，尚隔洪流，阔处一二十里，狭亦数里，潮汐上下冲激，沙土随涨随坍，势难连接。贫民徒涉于泥中，爬沙不前，猝遇潮至，如万马奇奔腾，漂流灭没，以致陨命者不少”。
这便是徐文灿筑徐公堤的原因。徐公堤在今海门天补境内与南通接壤的地方，从徐公堤往西，才到达周家禄所居的通州西川港沙。当年这里“虽近（通）州境，尚隔洪流”，通州的西川港沙与海门的西天补沙以“洪流”相隔，通州建厅后，界址是很清楚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通、海交界并不是现在土地相连的情况，两地划界则是以沙为单位的。而川港、姜灶、竹行所在的沙并没有划归海门厅，所以它们始终属于通州。
因此，周家禄、沈燮均、张衡只能是住在通州的海门人。其实，这种“通州的海门人”是很多的。《光绪海门厅图志》“卷十八耆旧列传下”所说的“居通境竹行镇”热心慈善事业的黄文源（字不承）家族，包括了他的儿子黄学璠（字芍田，监生，道光间山西宁武府经历）、孙黄钺（字又芍，廪贡，试用训导）、黄世丰（附贡）以及曾孙黄广礼（附生）。
郑逸梅的《南社丛谈》附录的《南社社友姓氏录》中有“袁圻，原名葆良,字怀南,号剑侯，江苏海门人”，此人曾任张孝若的秘书和英语辅导。事实上袁圻住在离通海交界很远的狼山脚下的通州新港镇。袁圻的先人袁志仁从崇明迁来开垦新沙，其后袁士明等人于嘉庆年间始建新港镇。而袁圻的祖父袁淮（字汇沂）却是海门恩贡，并且上了《光绪海门厅图志·耆旧列传》的。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通州的海门人”现象呢？
当年新沙涨出后，在属于通州管辖的新沙上，“徙而垦者，崇明人居十八九，通与他县不过一二”，这些崇明移民，被称为沙民，和居住在通州老土或少量从通州老土迁来新沙的土著不同。“通人先辈自负，视沙民仆僿易与，沙蛮沙蛮呼之，因事陵轹，或利其贿纳”，通州土著与外来沙民之间出现了很多矛盾。
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科举考试的学额问题，因为各地的学额都是有限制的，当时古海门裁县为乡，则是带着学额归并通州的。海门乡民只用海门乡学的学额，与通州并不产生矛盾，即所谓“康熙十一年地坍县废，奉督宪麻查海门庐墓虽更，人材颇盛，题立乡学，均隶扬州。雍正三年，通州改为直隶，海门乡附焉”。
而现在一下子涌进了这么多沙民，沙民中的生童怎么应科举考试，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由于学额的限制，因此应考者必须具备当地的户籍。而沙民的祖籍大多在崇明，所以沙民中参加科举考试的童生，必须回他们的祖籍崇明参加考试。但事实上，沙民已经举家跨江北迁，应试生童年年回祖籍参加考试不仅很不方便，甚至根本不再可能。而按照清代的户籍制度规定，“如入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
那么这些沙民经过二十年以上的努力，绝大多数加入通州籍即所谓占籍通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移民中的生童参加科举考试却不可能等到二十年以后再说。其实当时全国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由于商业的发展，许多商人离乡背井到外地经商，并从此在外地定居下来。鉴于此类情况，于是政府就特批限额的临时性户籍给这些客居他乡的人，准许他们的子弟在侨寓地参加科举考试，称为商籍。于是，比照商籍，“至乾隆三年，通州设立沙籍一项”，朝廷单独拨给沙民学额，让沙民中的生童附在通州考试。
“自乾隆元年沙籍附通考试始。其增沙籍文额为四，武额为二”（据《海门学题名记》为乾隆二年开考，文额为二；三年增武额为一，其后每隔一科取一武额。——笔者注），沙民生童可以“沙籍”的资格附在通州参加科举考试，争夺“文额为四，武额为二”的沙籍学额，既不占通州州学学额，也不占海门乡学学额。
海门建厅以后，这种“沙籍附通考试”的情况仍然维持了很久，直到建厅四十六年后的嘉庆十九年（1814）方才正式设立厅学， “设学分考”，沙籍才不再附在通州考试。周家禄在《海门厅学题名录序》关于海门厅学是这样叙述的：“厅学之有额，自乾隆元年沙籍附通考试始，其增沙籍文额为四，武额为二。自嘉庆十九年设学分考始，设学分考，然后得额设廪、增各二名。”，[20]意谓“沙籍附通考试”即是海门厅学最早的学额，而嘉庆十九年只是改变了考试的形式，即由“附通考试”改变为“设学分考”，并且增加了学额而已。这样，朝廷拨给所有沙民的沙籍学额等于就是拨给后来的海门厅学的学额。简而言之，对于生童来说，沙籍与海门籍之间完全可以划一个等号。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海门建厅的时候，虽然将大部分沙及这些沙上的民划到了海门，但是少部分却留在了通州。而这以后，通州不可能因仍有部分涨沙并未划归海门而让住在这些地方的原沙籍考生改变沙籍，占据通州学额，于是原来所有的“沙籍”考生，无论所居住的沙是否划入海门厅，都一并归入了海门厅学。“沙籍”考生的籍贯既已早经确定，他们的后代当然也不能改变自己的籍贯。周家禄、沈燮均、张衡等人虽然出生在海门建厅之后，由于他们的先人占了沙籍，所以也就只能在海门厅学应试，因而成了海门人。这就是周家禄说他们周氏“厅治既建，占籍海门。…… 伯愚至家禄，十四世皆耕田食力，间读书应科举。家禄同治三年考补厅学生”的情况。
这样，就出现了居住在沙地却并未划入海门的耕读世家“占籍海门”的现象，亦即“通州的海门人”现象。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周家禄、沈燮均、张衡的先人在海门建厅前是否应过科举考试和有否取得功名的资料，即是说我们无从知道他们之所以占籍海门，是否因为他们的先人在海门建厅前即已应过科举考试。其实这是不必追究的，因为事实上无论先人在海门建厅前是否应过科举考试，只要是属于移民的后代，即使后来居住地并未划归海门，也一律仍按沙籍处理，必须到海门考试，占用过去的沙籍学额，亦即后来的海门厅学学额。这是笔者从《海门学题名记》和同治十三年（1874）所修的崇明《高氏家谱》相互印证后得出的结论。笔者的七世祖作为农民，从崇明迁居通州福星沙是在海门建厅后的乾隆后期，约为1780年前后，所以绝不可能在海门建厅前以沙籍应考。到他的曾孙亦即笔者的曾祖一辈，根据清代的户籍制度，占籍通州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虽然他们仍住在通州，高望曾（又名立岗，字啸云）却于同治十年（1871）在海门厅学考上秀才（文生），高望魁（又名立夫，字蓉塘）、高望英（又名立中，字霁云）于同治十三年（1874）与沈燮均同科在海门厅学考上秀才，取的是武生。
学额问题，即使到了海门建厅以后，也一直是个令通州毫不含糊而严加防范的敏感问题，这在通州知州沈雯的《海门乡学碑记》中可窥见一斑：“至乾隆三年，通州设立沙籍一项，与海门乡籍各别由来已久，原难混冒。且海门乡民并无一人在沙，沙籍俱系崇明户族。乡学、沙籍之分，久经题定。兹近因通、崇接壤争沙，奉前抚明奏，请新设海门同知，其管辖沙民仍划归沙籍。则海门厅之沙籍，与海门旧立乡籍各异”，“各沙人民因厅名海门，于一切词讼内不注明各沙，混填海门字样。恐沙籍借海门两字名目，混入海门乡学冒考”。
由于海门乡与海门厅两个概念经常出现混淆，后来海门乡干脆更名为静海乡。
在清代中期以后，户籍问题除了牵涉学额外，其实已经十分淡化。户籍原先的一个最为重要作用是官府据此收取丁税（人口税），“清初的赋役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而雍正元年（1723）由于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奏请施行，此后遂在各省普遍推行地丁合一。“所谓地丁合一，就是摊丁入亩，也叫丁随地起，即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而把固定下来的丁税摊到地亩上”。
这样，人的户籍已经完全与赋税脱钩，因而居住地与户籍分离的现象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无论人口流寓何方，都无需纳税，而海门厅的建立是在这之后40多年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所以世居通州的一些人，只是因为学额问题而占籍海门的现象，并不影响通州的赋税收入。对于大多数并不参加科举考试的老百姓来说，实际上无所谓籍贯的问题，住在哪里就习惯上说是哪里人了，不会出现“通州的海门人”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不牵涉学额，即使官府，有时亦表现得并不严格。
海门厅的学额一直很少，即使逐渐有所增加，但比起其他地方来，僧多粥少的状况却尤为突出，考上秀才是很困难的，因此在海门历史上有多次请增学额的事。周家禄便写过《海门厅学增额禀》。沈燮均亦曾为此而努力，《民国海门县志·沈燮均传》说“厅学额少，士子苦之，燮均赴京师恳请详奏，光绪乙未得增额两名”。
周家禄在《海门厅学题名录序》说，“自嘉庆十九年设学分考始，设学分考，然后得额，设廪、增各二名，六年一贡。……同治六年……增文武额各二名；七年，复增文额二名，通前为文额八名，武额四名。光绪七年……增设廪、增各四名，四年一贡，通前为廪、增额各六名。光绪十一年……十二年考取拔贡一名。嘉庆二十五年以后，遇恩科试增广学额二名。光绪元年以后，遇恩科试增广学额三名”，“家禄闻之父师曰 ‘方沙籍附通时，额隘人众，士束发应试，白首不获一矜者有之。道、咸间稍广矣，然著童子籍数十年，挟卷有司之门，槁项黄馘，终身不遇者，犹比比也’”， “方其难时，视小试若登第，及进，而与上下江士子校文艺，常十战而九胜”。
“诚以历届厅试人数多至七、八百名，准之学额，仅百而取一”。
这样，海门取得了功名的学子也常以此自豪；其他人亦以海门生员为贵，十分看重海门的生员，因而也总忘不掉强调他们的海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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