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被拐卖者的出生地跟“接收地”的经济状况做对比，再轻易得出“被拐卖者享福了”的论调……某种程度上，这种“享福论”的存在，正在助长某些人贩子的猖狂。
这两天，朋友圈被一个故事刷屏。故事之所以被发现，还要源于一个幸运的结果——10月17日，被拐卖35年后，59岁的布依族妇女德良，终于从河南辉县回到贵州老家。还好，亲邻虽老，父母健在。
《我是“良”》，就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做了还原。
据报道，在被拐卖到河南的35年里，德良始终无法学会汉语。别人听不懂她说的布依语，以为她是只会咿呀的哑巴，或者是精神病患者。她几乎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阔别家乡35年后，德良重归故里，让故事有了个令人欣慰的结尾。
在网上，很多网友读完这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流露出的都是悲悯、感慨以及感动。
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声音——“她在河南享福了”“河南的平原村，还是比贵州的山沟村好点吧”……
1.“享福论”终究是把人物化了
坦白说，从报道中呈现出的信息看，德良在河南的物质生活，确实优于老家，如报道中的“电饭煲”特写，这是贵州老家没有的。她的后代，也就是德良女儿的家庭条件，也比贵州老家的一些亲戚好不少。
但据此就抛出所谓的“享福论”，这种看待事情的思维，还是太过片面了。本质上，这还是没有把人当人看，而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给物化了。
任何一个个体，都有自我意识和自主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用笼统的、概括式的眼光，以物质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遭遇。
更何况，在德良的故事中，她这大半生的“结果”，并不是一些网友想象中的相对富足。
哪怕河南的生活条件好一点，那种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的孤独感，那种无法得到认同和尊重的精神真空，又何来享受之言？
报道中，德良的女儿介绍说，数不清多少回，母亲坐在家门口，自己喊她进屋，她喃喃说：“那不是我的家。”又自言自语，“我的家在哪儿啊？我父母还在吗？”
活在这样的思念或者说执念里，又怎么能和享福挂钩？如果这是享福，那么受害人是不是还得感谢人贩子？
诚然，因果是相循的，悲喜是交集的。
但我们的逻辑千万不能是：如果不是当年被拐卖的悲，怎么会有三十五载后重逢的喜？
该有的逻辑应该是：如果不是被拐，又哪里有这漫长的35年？
我们要的，是在一起。人，终究是感性的动物。没了感情，哪怕生活条件再富足又能如何？
35年来，德良一直念叨着“回家”，也曾两次逃跑，在2018年丈夫去世后“按捺不住”地想回……这种心灵本能的反应，已经十分直白地宣告：
这几十年的生活，不是享受。
德良一家。
2.“享福论”是在助长人贩子的猖狂
其实，在对待拐卖问题上，“享福论”一直有着市场。
看德良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嫁给大山的女人》。当年，这部电影及其所宣扬的价值观，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其故事原型是18岁被拐卖到太行山深处的郜艳敏。
彼时，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曾发微博公开表示，“对受害人应当救助，不能纵容拐卖、同情买主。已部署当地警方调查。”
在德良的故事里，虽然是大山换成了平原，但故事的内核还是一样的，那些道理和是非还是一样的。我们没有权力教会当事人学会忍耐和接受，也没有理由去宣扬这种无奈后的认命和奉献。
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在侵犯他人权益，是违法的。不能因为德良们的善良，让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罪恶有丝毫的减弱。
把被拐卖者的出生地跟“接收地”的经济状况做对比，再轻易得出“被拐卖者享福了”的论调……某种程度上，这种“享福论”的存在，正在助长某些人贩子的猖狂。
有这些观念在，那些人贩子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引起街坊邻居的重视，让司法和社会救助力量得以介入，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让人贩子找到了抚慰内心罪恶感的借口：我把她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在故事的结尾，德良在贵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后，还是选择了回到河南的那个“家”。她给别人同时也是给自己的理由是，“有外孙要照顾”。
这样的选择里，有释然，也有无奈。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尊重德良的选择。35年了，她的名字终于从“喂”变回了“良”，她终于做回了自己，这比什么福分都重。
而对公众来说，对人口贩卖的谴责、对被拐卖者的同情，绝不该被“享福论”消解。
发表于 2020-11-6 07:57:31
